这一规定是对八二宪法的重大发展，是坚持和加强新时代党领导人大工作的根本法依据。

草案还增写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一节。根据草案的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有权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做的部分调整方案。

宪法修改草案继承并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原则精神和主要内容，同时又吸收了后来两部宪法中可取的东西，特别是根据现实的发展，对现行宪法做了系统的修改，在正式通过之后将具有更大的稳定性。草案改变了国务院的组成和领导体制，减少副总理人数，设国务委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务院的职权，这一切反映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果。这一系列新的规范，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新情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总结了我国长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变革在国家生活民主化、国家机构体制改革等重大进展。

这是因为国务院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着各部、各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全面领导着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管理工作，任务繁重，工作复杂，有必要强调总理的责任，赋予他集中处理行政事务的权力。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实行工作责任制。以人权条款的方式创设宪法环境权，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本权利规范与功能的历史沿革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名曰基本权利的环境权条款的规范效能就和作为客观法的国家目标条款几无二致了，只不过通过建构实体意义上的宪法环境权是为了能开启宪法诉讼，但这也完全可以通过构建纯粹的程序性权利而实现，还不需要回应设立实体环境权所需要厘清的宪法基准问题。王锴、刘犇昊：《宪法总纲条款的性质与效力》，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3期，第31页。这些基本权利都是典型的传统自由权，首要发挥着抵御国家公权力侵害的功能，而这种防御性不仅直接针对国家，还通过国家媒介间接地对第三人产生效力。[30] 哪怕将宪法环境权作为一种可由个人行使的集体性权利，也难以在纯粹防御权的向度上清晰回答什么是集体享有的环境利益什么样的行为才构成对环境利益的限制限制多深才触碰到违宪边界。

国际地层委员会（ICS）下的人类世工作小组以29票赞成、4票反对通过将二十世纪中叶作为人类世开端，但该结果尚未被国际地层委员会确认。[63]类似的尝试参见秦天宝：《论新时代的中国环境权概念》，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3期，第9页。

[23]宪法法院对此进行了合并审理与裁判，相应裁定被简称为气候裁定。气候保护既需要在空间上全球联动并对紧张的排放预算进行谈判分配，又需要在时间上展开倒计时，为了个体的生存，这种时空资源的内卷压力会使自由主义所坚持的国家辅助性原则难以维系，通过国家机器的压力传导个人自由的展开余地将被大幅压缩。关于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区别，可进一步参见Georg Lohmann, Menschenrechte als subjektive Rechte des ?ffentlichen Rechts, in: Eric Hilgendorf/Benno Zabel (Hrsg.), Die Idee subjektiver Rechte, 2021, S.53. [3]环境宪法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我国宪法中存在内涵丰富、数量较多的环保事项规定，且它们彼此关联、构成体系，这区别于部分国家宪法中概括、单一的规定模式。关键词:  宪法环境权 工具价值 气候变化诉讼 程序辅助 国家目标条款 一、理论发展和气候变迁中宪法环境权的再讨论 多年以来，环境权一直是环境法学界研究的核心范畴。

因此作为一种国家与个人间的权限界分规范[11]，基本权利观念和内容在这种新的诠释语境下或许会发生转变，并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和新的利维坦的重塑而更新。对此，下文将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气候裁定为例予以具体说明。保护环境的源动力毫无疑问是保护人类自身。因此对于外国人，德国的立法者同样要遵守相应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但相比于国内诉愿人其义务内容则有所差异。

除了这些宣示性的价值强化功能，宪法环境权通过展开它作为基本权利的主观防御、请求给付和价值辐射等规范进路还可发挥其工具理性，从而加强环保宪法规范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提高环境利益在合宪性审查及宪法法益权衡中的比重。这种潜在长远的实存特性很有可能在当下的价值权衡中被漠视，出现科学实证要素和价值决断要素二者间的失衡，造成有效地保护环境的目标无法实现，从而在根本上背离宪法规定的初心，形成一种实质上的违宪状态。

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即国家的生态建设不作为已经显著地有碍于人的社会性生存时，这一受益权才能发挥其约束效果。又由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按照目前的科学技术不具有可逆性，且气温升高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具有正相关性，因此该排放总量在宪法规范上相当于描述性国家目标的数据具化，对于各类国家机关包括立法者本身也具有约束力。

一方面在权利内容上应既能部分包含生命权、健康权等传统人权，又指向发展型、改善型权利。[34]根据这种显著性标准，联邦宪法法院认为相关法律规定对于保护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是有效充足的。最后一项则是纯粹的程序性权利，即按照宪法的诉讼设计，相关公民或组织可不问实体权利是否有遭侵害之虞而依照宪定资格直接参与开启环境宪法诉讼或合宪性审查。[2]通常而言，宪法规范中基本权利条款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可主张、可诉讼的主观权利，又是具有价值辐射效果、在不同主体间普遍生效的客观法规则，而国家机构条款、国家目标条款等宪法规范则只具备客观法规则的属性，公民无法据此进行权利主张。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要考察有着特定内容倾向的宪法环境权是否可借助人权理论，在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作用进路之外形成新的或者补充性的宪法基准，[63]另一方面要考察在诉讼功能方面宪法环境权是否能确实地提供更为便利的合宪性审查渠道。[26]并且，这些权利虽然都有可能因环境受损而遭侵害，但在实质内容上并不是有独立意义的环境权。

但是，这种受益权所产生的国家义务类似于防御权所产生的客观的国家保护义务，都是指向积极的国家作为，采用的审查框架是禁止不足[39]，核心标准依然是显著性。目前在我国环境宪法的规范体系下，既有的国家目标条款已然能有效地传递出环境保护在最高法、根本法上的价值权威。

[37]人作为目的本身的理念，会在这种人的主体性和自由人格无法得到充分施展的过程中逐渐瓦解。诉愿人综合《基本法》的人性尊严条款（第1条第1款）、一般人格权条款（第2条第1款）、社会国原则条款（第20条第1款）和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条款（第20a条）提出，人们享有生态性最低生存保障权（Grundrecht auf ein ?kologisches Existenzminimum）或合乎人性尊严的未来权（Recht auf eine menschenwürdige Zukunft）。

这些诉愿主要以两类实体性权利作为基础，首当其冲的是防御性权利。虽然该法目前只具体规定了2030年前的减排量，但确立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并建立了服务于此目标的动态调整机制，这些对于阻止灾难性的生态气候恶化是颇有裨益的。

该地质时期的关键特征是人类活动尤其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已经成为主宰地质活动和变迁的主导力量，人类整体作为一种自然和文化要素与自然生态的变迁全然关联互动起来，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的缓冲地带完全消解并交织在一起。这些权利主要是指，人若要有尊严地生存，除了需要最低限度的经济保障外，还要有最低限度的生态环境基础。另一方面，环境法学者似乎在认可环境宪法以国家目标条款为核心的情况下，认为应在环境法典中实现法律环境权的确立与保障。预算分配不能前松后紧，以单方面地将环境保护负担和减排负担转移给未来，从而导致超出想象但又可被正当化的基本权利限制措施。

但该法并未为2030年之后的温室气体减排确立明确的目标。然而这些都不妨碍在普通环境法律中依法建构各类型的法律环境权。

因此在解释适用时，应重视环境政策形成对二者的兼顾，尊重立法机关的建构性解释，不宜一概设置过高、僵化的合宪性审查密度。[21]环境权入宪的必要性很大程度上源自环境权的工具价值。

[25]国家若未善尽保护义务，则一样会侵犯基本权利。Vgl. Michael Kloepfer, Aspekte eines Umweltstaates Deutschland – Eine umweltverfassungsrechtliche Zwischenbilanz, in: Klaus-Peter Dolde (Hrsg.), Umweltrecht im Wandel: Bilanz und Perspektiven aus Anlass des 25-j?hrigen Beste- hens der Gesellschaft für Umweltrecht, 2001, S.747. [14]Vgl. Josef Isensee, Staat und Verfassung, in: Josef Isensee/Paul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 3. Aufl., 2004, §15 Rn.173. [15]Vgl. Rainer Wahl, Rechtliche Wirkungen und Funktionen der Grundrechte im deutschen Konstitutionalismus des 19. Jahrhunderts, Der Staat 18(1979), S.321, 328 ff. [16]Vgl. Konrad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6. Aufl., 1988, Rn.300 ff. [17]参见吴卫星：《环境权入宪的比较研究》，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4期，第179页。

[38]因此生态性最低保障超越了保护生命、健康、财产的意义，在本质上是要以维护底线、供给基本条件的方式保障人的尊严和社会性连结。这才是日后讨论和尝试建构我国宪法环境权的方向。诚如本文所分析的，当价值宣示已由其他宪法规范完成后，宪法环境权的建构有着很强烈的工具价值指向。[28]虽然环境利益确有相对于生命、健康等法益的独立意义，但之所以无法建构防御性的宪法环境权，关键原因是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法益是无法分割至个人的，因此也就难以相对确切地认定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和相对应的基本权利限制行为。

因此在气候变迁中，重在思考与处理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宪法环境权或许也会发生新的教义叙事。但无论如何，既然实定宪法已经形成了环境保护的中国方案，学术研究就应当首先以宪法规范文本为最主要的出发点和任务依据，并以此为根基形成相关的学理体系。

但这种人权保障是一般意义上的、当然的宪法基础功能，并不必然导致宪法应以基本权利条款规定环保事项，环境权入宪的必要程度仍取决于其工具效能。一方面，尽管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立法者仍应保持足够的谨慎，对于已经有相当可靠证据表明的重大或不可逆环境损害的可能予以特别重视，[55]不能以科学认识上的局限为由忽视懈怠。

宪法是人类社会的精神产物，不论是所调节的法律关系还是要保障的法益在根本上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是不依附于人权条款的国家目标条款甚至还能融汇生态中心主义，使环境保护成为一种独立的宪法法益，具备更强的价值宣示效果和更高的规范密度。失之毫厘或许会差之千里，根本法上的不同基点会深刻影响普通法律的内容导向和工具选择。